张伯母一家——远亲不如近邻

　　1966年杨柳返青的季节，我家从农业部东大桥宿舍搬到了三里屯宿舍。

　　南三里屯新二楼是新建成的楼房，在三里屯大马路的南侧，离公交站很近。楼里有五个单元是农业部宿舍。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邻居们很快就熟悉起来，大家相处得像一家人。

名门之女

　　三单元的二楼住着张伯母一家。张伯母名叫张全平，原名黄路。她是黄炎培的女儿，过继给姑母，随姑母家姓，改了名。黄炎培是开国大典上站在毛泽东主席身后的著名民主人士，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建国后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老一辈人对他都很熟悉。

　　张伯母个子中等，身材苗条，相貌端正。圆脸盘，大眼睛，带着一副金丝眼镜。面相酷似黄炎培。（我在网上看到了黄炎培的照片）她年轻时，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曾在兰州女中做过教员。她非常聪明、干练，气质高雅，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六十多岁。她家跟周围的邻居相处得都很好。那时，有电视的人家很少，她家有一台。刚搬到三里屯时，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有了重要的大事，或者有好节目，大家就到她家去看电视。经常是一屋子人，床上都坐满了。她脾气好，性格随和，很好客，没有一点儿架子。

张伯母关照我

　　1969年秋天，我母亲跟着父亲去了河南西华县农业部五七干校。我当时已参加工作，平时住在厂里，每周六晚上回家。哥哥在河南部队工作，剩下我一个人在北京。平日母亲和张伯母相处很好。张伯母总是跟我母亲说：“你有一儿一女多好，我只有一个儿子。”她很喜欢我。母亲离京后，张伯母邀请我到她家去吃饭，到她家去玩，处处关照我。如果隔上一段时间，我没去她家，张伯母就到我家来看我，她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

　　张伯母教给我怎样做沙拉，怎样用鸡蛋黄代替沙拉酱。她还教我怎样用砂锅煮肚丝。她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她年轻时，跟着张伯父住在兰州。有一次到少数民族人家吃饭，张伯父嘱咐她：“到了那里，上了什么菜都要吃，人家怎样吃，你就怎样吃，多不喜欢也要吃。”张伯母是南方人，不喜欢手抓羊肉，也不爱吃那些西北菜肴。她平日很有风度，很有修养。这回是硬着头皮跟着大家吃起来。她跟我说：“人要学会‘入乡随俗’，适应环境。”

　　张伯母过日子很节约。那时的煤气灶需要用火柴点燃，做一顿饭需要好几根火柴。张伯母想了一个好办法：她把废纸卷成小纸棍，装到一个小盒子里，放到煤气灶旁边的柜子上备用。每次用火柴点燃一个灶眼后，再把小纸棍放到煤气灶上点燃，然后用小纸棍“传递火种”给另一个灶眼。这样来回传递，做一顿饭用一根火柴就够了。我想这可能是困难时期养成的习惯，那时买火柴定量，凭本购买。从这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张伯母是个做事认真细致，会过日子的人。她说：“该花的钱就花，该省的钱就省。”她真是：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能吃山珍海味，也咽得下粗茶淡饭。能跟高级知识分子成为挚友，也能和家庭妇女打成一片。

温馨的“家”

　　我那时年轻单纯，少不更事，不懂“里面”，也不见外。很喜欢到她家去玩。当时，黄炎培的妹妹（张伯母的姑姑）还在世，和她住在一起。黄老姑母长得端庄贤淑，白白净净。那时也有八十多岁了。我去了，她跟我聊天，说话不太清楚，脑子似乎不太好用了。没过一两年就去世了。

　　张伯母有一个儿子，叫张孔来，是个大夫。1956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留校教书，是一个医术、人品都很好的人。

　　刚搬到三里屯时，我母亲正值更年期，患了“癔病”。有一天晚饭时分，为了一点家务事，我说话没分寸，伤了她的自尊心。母亲突然倒在床上，牙关紧闭，手脚抽搐，人事不知。我被吓慌了，后悔不迭，赶紧去找邻居帮忙。邻居跑到三单元帮忙把张大夫请来。张大夫饭也没顾上吃，急忙拿上针灸用的东西跑到我家（我家住四单元），他又是掐人中，又是扎针灸，一会儿功夫，母亲就苏醒过来。真是手到病除，妙手回春。从那以后，张大夫经常来我家帮助母亲扎针灸，母亲的病慢慢好起来。张大夫“悬壶济世”，助人为乐。邻居们有病有事随叫随到，无私奉献，不收一分报酬。

　　张教授的爱人原来在北京医学院教书，后来和她的几个儿女去了美国。张教授的爱人是个很贤惠的人，我去张伯母家玩时，看到她为奶奶婆理发，剪指甲。对人很和气。

　　张大夫有三个女儿，都不大，最大的元元也只有八九岁。我经常和她们一起玩，还一起游泳，照相。后来她们又有了一个小弟弟。

　　有时，晚上我去张伯母家看电视。她家有一架钢琴。张大夫空闲时，他会优雅地弹上一曲。清楚地记得，我请他弹的是古巴民歌“鸽子”，那优美的琴声，深情的旋律，现在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重温我们学生时代就喜欢的外国民歌，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我又找到了一个“家”，找到了一个充满温馨和亲情的“家”。

事业重于泰山

　　张伯父名叫张心一。当年是农业部土地利用局的副局长，是位民主人士。我在网上查到：他是有突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解放前，曾担任甘肃省建设厅长。他说，他不要做官，而要做事。他骑着自行车下乡搞调查，被誉为“平民厅长”。他创建了第一个水土保持站。领导修建了第一座土坝水库。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他断然拒绝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通知，留下来参加祖国建设。1951年，他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农业计划处上班，遵照陈云意见，提出了有关农业方面的建议，陈云称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他一生生活简朴，民国的时候，曾经用自己所得设立“张心一奖学金”，奖励学习优异的学子。

　　他八十多岁时，还骑自行车到农业部去上班。何康部长说：“张老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给张老留一个座位，他什么时候来上班都行。”他在农学会做了很多外联和其他工作。晚年他担任土地利用学会名誉理事长，农学会专职副理事长等很多职务。

　　著名的白兰瓜（原名叫蜜露瓜）和72种牧草的种子，就是他托美国当时的副总统华莱士（他的同学）带到兰州的,经他试种推广。蜜露瓜试种成功后，享誉国内外，后更名为白兰瓜。现在兰州的徐家山公园里有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为张伯父竖的纪念碑。

张伯父的传奇故事

　　张伯父是甘肃人，家境贫寒。七岁入私塾，念了三年，又回家跟母亲种地。后来又念了几年小学，考入兰州中学。1914年，他上初一的时候，清华学堂（庚子赔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甘肃挑选公费学生，张伯父因为跟小学老师和一个避居教堂的进步青年学了几个月的英语，幸运被选上。

　　当年他背着两口袋馒头干，经过一个多月艰辛的旅程徒步来到北京。路上遇到下大雨，把馒头干泡发了，他就一路走，一路晾晒。复试时，因英语不及格，并超过规定的入学年龄而不能录取，他据理力争，说甘肃只选送自己一个，无脸回去；并说自己是步行来京求学的。开学后，他一直站在教室外面听课就是不走，最后感动了主考人，允许先试读半年再说。半年后英语小考及格，才成为正式学生。

　　他在清华学堂读了八年，1922年毕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被反动军警拘捕关押了一个星期。1925年毕业于美国衣阿华农学院畜牧系。192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

　　张伯父在南京金陵大学教书时，为追求自己心仪的女学生，他每天在学校门口等，女生坐黄包车回家，他就跟在后面跑，甚至替换车夫自己拉车跑，日复一日，终于赢得了女生的芳心。这位成了他夫人的女生，就是张伯母。（注：当年，张伯父在干校劳动，跟知青闲聊时，亲口讲过他求学的经历和他的浪漫爱情。）

　　张伯母年轻时，才貌双全，追求她的人很多。但是她看中了张伯父的人品和才学，看中了他的忠诚和执着。他们伉俪情深，张伯父和张伯母风雨同舟度过了六十年。

　　1970年，我去干校探亲。张伯母托我给张伯父带去一本很大很厚的精装书，好像是英文版的辞典。我当时很是不解：“张伯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干校生活劳动那么艰苦，还有时间读书吗？”我到干校后，父亲带着我,亲手把书交给张伯父。他拿到书很高兴。张伯父在干校负责掏粪积肥，既要挑粪桶，又要拉粪车，干着又脏又累的活。老人很瘦，腰也有点儿弯了，但是精神矍铄。现在想起来，很钦佩他在逆境中，仍然不忘学习的勤奋精神。张伯父上世纪九十年代因病去世，享年95岁。

愧疚

　　光阴荏苒，岁月已经毫不留情地在我的脸上刻下了痕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有一天我去三里屯侄女家，在楼下碰到了张伯母。她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了，但仍然是耳聪目明，声音清脆。她一眼认出了我，半开玩笑地说：“你怎么老不来啊？我要骂你了！”我心里很羞愧。自从父母从干校回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她家。一来工作忙，二来母亲有病，孩子又小，况且住得也远了。其实，这都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还是我这个人忘了她的恩！忘了她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2001年，听侄女来说：张伯母已过世，享年94岁。张孔来教授是个大孝子，孝敬双亲，善待保姆，在邻里之间传为佳话。

　　张孔来教授现在担任中国防治艾滋病基金会专家组组长等多项职务，他是国际防治艾滋病的权威人士。他还在做“博导”，还在做公益事业。我前几天打通了张教授的电话，他很高兴。他跟我讲了张伯母生病的情况：张伯母的最后三年患了脑血管意外，靠打鼻饲维持生命，完全卧床。她走得很安详。张教授劝我不要愧疚、难过。他说：“老人给你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健康美好的，这就很好了。人总是要走的，她已经高寿了。”我请他在祭奠张伯父和张伯母时，带去我的哀思和悼念。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张伯母一家的心情也不是很好，他们还能关心照顾一个不谙世事的邻家女孩，我深深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感受到他们的博爱、善良。同时也感受到他们人格的魅力，感受到他们对祖国，对事业的赤诚之心。祝愿张伯父和张伯母在天堂里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