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骏马

我和我的骏马

　　文 / 贾幼陵

　　1967 年 的11 月16 日，20 辆大巴载着我们400 多个北京知识青年，从天安门经张家口一直给送到生产队。路上走了十天，在锡林浩特就开始有马队来迎接我们。从东乌珠穆沁旗，一直到生产队，迎接的牧民都是骑着马，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跟马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了生产队，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牧民给我们准备的马，一个个膘肥体壮。我的是一匹花萨日，就是兔虎马，个子不大，是有名的杆子马。当时我们都迫不及待地骑上去，就光背儿跑起来，这一跑就是12年。我刚到生产队的时候是放羊，很快地就看到当地缺乏兽医，牧民对马是非常非常的珍惜。所以在第二年，我就准备当兽医，到处收集材料。北京给我寄了一本书，是金重冶先生写的《新牛马经》。金先生当时是农业部兽医处的老专家，在延安时期就是兽医。那本书主要是些验方，如果不是有一定经验的兽医来说，看那本书是很困难。后来又找到了《元亨疗马集》，都是文言文，有些图画。我很认真地去抠。但是没有学过阴阳五行和中医基础，学那本书也是很困难的。于是我就跟着有经验的牧民学，并自己摸索。

　　我记得第一次给马扎静脉，牧民当中也没有人会扎静脉，当时那匹小黄马得的是淋巴管炎，是一种传染病，打针很困难找不到静脉，我先后扎了一百多针，把马脖子都扎烂了，不知道药推到静脉里还是推到肌肉里，总之那个小马没救活。当时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一定要学习，千方百计地去找书。

　　逐渐的，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兽医大学找到他们的一本教材，又从北京农业大学的兽医基础教材、畜牧基础教材学习。在牧区那些年里，我基本就是在蒙古包的羊油灯底下，把这些书断断续续地、一本一本的看。结合着实践，又找到了当时的一些兽医手册，根据遇到的问题去查去翻。我记得当时一本绿塑料皮的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的《兽医手册》已经让我翻烂了。经常是在失败中，去总结经验，去摸索。我给自己下的结论是，在牧区的时候治死的比治活的多。那时候没有老师，没有系统的学习和书籍，当时觉得非常痛苦，但是没有办法。后来又找到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盛彤笙老先生（留德的，翻译了中国第一部现代临床兽医的巨著），翻译的匈牙利著名的兽医专家胡提拉的《家畜内科学》《家畜外科学》。又大又厚又贵的2本，我从北京买了以后走到哪儿背到哪儿。

　　有一年夏天，在马配种站，我和一个同学，在蒙古包里正在给马做配种的准备，突然刮起大风，我们用马鬃绳把蒙古包的陶脑顶上给拴住钉在地上，那蒙古包就要掀起来了，我们两个人就抓住蒙古包顶。风越刮越大，像降落伞一样，我们俩就升起来了。没办法只好撒了手，整个蒙古包就忽的一下掀了出去。随即倾盆大雨就下了下来。我们躲在毡子底下，好不容易雨过去了。我一下想起来，哎哟，我的书啊。我的兽医书搁在一个羊粪铁箱子里，再一看羊粪铁箱子水满了，最心疼的就是胡提拉的那两本书。以后又跑到北京去买，当时几十块钱一本书，是非常贵的。那种对学习的渴望是骨子里的，然后不断在实践中摸索。我给牲口治病的时候很艰苦，记得有一匹很有名的马，踩到耗子窟窿里，腿断了。当时我按照骨科的基本要求，接骨、绑定，没有石膏，只能用夹板。如果有定居的环境或者在农村，有六柱栏把它绑定，用绑定绳兜住马肚子，不让它动，再照料好的话，肯定能好。但是我绑完之后，没有任何护理的条件，我看着它跟着马群蹦跶着走了。两天后再找到它的时候，已经远远的离开马群，它又摔倒了，变成了开放性骨折，眼看着它死掉了。

　　我记得给马做难产手术。雪地里头，穿着蒙古袍，零下二十来度，从袍子里把手拿出来，伸到产道里头去给马驹子复位。十几分钟手就动不了啦，很累很累，必须换一只手。整个胳膊都是血水，根本没有任何消毒条件。胡提拉的产科学里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保持你的体力，是兽医助产手术成功的基本保障。这句话给我的体会很深，整个手术下来之后，人累得瘫了，一点儿都动弹不得。平躺在雪地上慢慢喘，什么冷啊，什么天黑呀，根本顾不上，就是累，就想休息，两个手都是麻的。即使是这种情况，马也很难存活。因为马的后肢长期麻痹，我接诊的时候已经很长时间了，经过复位，即使是马驹子拿出来，大马如果没有绑定，没有基本的护理条件，它也很难恢复。

　　草原上有一种特殊的胃蝇虫，它的卵被马啃食，或者自己钻到马的颊部进到嘴里，一直到它的食道。在食道生活发育，慢慢到了胃里，在胃里发展成幼虫，拼命地去吸收马的营养。这在牧区非常厉害。我曾经解剖过一匹瘦弱的病马，把马的胃翻开后，像一个大菜花，满满都是虫子，落针之地都没有。当时治疗条件差，给马驱虫很困难。不像现在可以打针，那时候打一针很贵。给马一匹一匹灌药，劳动量是非常大的。我认真的做了计算，让马渴两天，把药按照计量配比到水车里，灌到马槽里，算好每匹马喝多少，一匹马五克敌百虫。牧民开始不相信，担心马喝多了会死。但是经过精密的计算，效果很好，牧民就相信了，每次都来找我，去给马驱虫。我记得春天驱虫的时候，马围在水车周围，不到半个小时，就把虫子拉了出来。看着满地的稀屎虫子万头攒动，心里就特别地舒坦，以后每年的驱虫基本就按照这个办法来做。

　　我跟牧民学针灸，蒙古牧民习惯用放血疗法。我随身带着一个包，也就现在手机大小，几乎寸步不离。甚至到呼和浩特开会，回北京我都揣在身上，成了习惯，离不开它。走到哪里，牧民需要，或者遇到急症我就随时针灸。牧民经常说：“老贾你骑着我的马，给马放放血。”牧民习惯来找我。我记得有一次，乌拉盖公社的一匹马病了，日射病引发急性循环障碍，已经快不行了，我用了很多办法，夜里一次一次用河水给马浇水冷敷、放血、用药。第二天早晨我还没起来，牧民就过来了，他觉得这匹马肯定不行了，赶着一小群马想把失去母亲的小马驹带走，结果一看母子两匹马好好的，已经恢复了。牧民特别感动，后来写了一封很长的感谢信。每次想到这个时候，心里就觉得我进步了，能为牧民做事了。

　　还有一次，在大队南边的马圈里头，给马做鼻疽的点眼，那天天很热，大太阳晒着，一个大圈里有几百匹马。检查到还剩下70多匹马的时候，突然马都不行了，集体得了日射病，就是跟人的中暑差不多。当时很多马已经晃荡摔倒了。其实治疗这个病有很多办法，但当时情况紧急，就有我一个兽医，我就拿大宽针（罕诺日）给马放血，那血像两个泉水一样喷出去，整个圈里头满地都是血浆，走着都滑，像屠宰场一样，但是经过这种抢救，救活了70匹，只死了一匹，我那时感觉到高兴，有种满足感，我能为牧民解决问题了。

　　通过一直的学习、摸索，我对当地的牧草和中草药非常熟悉。当地草原上几乎没有我不认识的草。周围的牧民，包括其他公社的牧民逐渐知道我，有一天突然十几辆牛车，十几个蒙医到队里来找我，说要到霍林河南边的罕乌拉去采药，但没有人认得药，所以到我们大队求书记让我带他们去，书记不情愿的答应了。我骑着马跟他们走了几百里路，到霍林河南边的大山里去采药。我开始是从牧民那里学到了草的蒙古名字，又查到它的汉文名字、藏文名字、拉丁文名字。我的植物学知识都是在草原上学到的。我在草原里找药，他们去挖，半个月的时间，上午采药，下午晾药，满载而归，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制药的方法，丰富了我的兽医知识。

　　当时八百平方公里的草原，有四万八千只羊，两千匹马，五千头牛，就我一个兽医，后来带了四个徒弟，就为这些牲畜来服务，包括家畜的改良，细毛羊的配种。1967年的时候大队卖羊毛，一年收入也就三四万块钱，经过改良后，产的毛的质量越来越好，到1975年的时候，羊毛的收入和卖羊的收入就有四十多万。

　　冬天为了躲雪就游牧远搬，长途跋涉，我们大队一年要搬三十多次家，我在东乌珠穆沁旗呆了十二年，牧场住了十年，就搬了大概三百多次家。游牧的这十年间，我可以领略夏天五花草甸的百花齐放，感受“长生天”带给我们的这种享受与浪漫，但是更多的时间是我们在严酷的大雪中间游牧、漂泊，忍受着大自然的蹂躏，眼看着大量的牲畜死亡，也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一方面要当好我的兽医，另一方面我要为牧区的牧区经济和今后的发展想办法。

　　那些年我从牧区做起，一直没有离开过牲畜，没有离开过草原，没有离开过马，所以我有一本书就叫《草原兽医》，一直到退休之后，我到了内蒙古农业大学被聘为教授，但是这个马的情结、草原情结仍然是挥之不去的。

　　（作者系离退休干部局团结湖活动站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