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时刻。头天的夜晚天气异常闷热，我到家住东四的一个同事家串门，聊到很晚才回到南三里屯新二楼农业部宿舍的家。夜里睡得很沉，睡梦中，突然感到床一颠一颠地摇晃起来，把我一下子摇醒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父母住的房间里，慌张地喊：“爸-妈-地震了！”爸爸经常夜里加班写东西，做与工作有关的事。此刻，他正在打蚊子。爸爸立刻喊：“快！快！赶快钻到桌子底下！”这时，六楼的董学吉叔叔在楼道里，边跑边大声喊：“地震了！大家赶快到外面去！”
爸爸妈妈迅速穿好衣服，锁上门拿着钥匙，拉着我就往下跑。因为我家住在二楼，所以下来得快。我们站在马路边往东北方向望去——遥远的天边红彤彤的一大片，还听到了轰隆隆的响声，好像山呼海啸，天崩地裂。过了几个小时，有人打听到了消息：唐山地震了！我们的心紧缩成一团。
“震后有雨”，一点不假！大家躲在树下避雨。迫于无奈，一些胆子大的人跑到楼上拿来雨衣、雨伞、塑料布、衣服等用品。从跑到楼下那个时刻开始，我们就开始了“难民”的生活。
夜幕降临，晚上大家不敢到楼上去睡觉，纷纷搭起简易防震棚。我家的防震棚里放了两个床板，我和衣躺在床板上休息，天气闷热难当。岂料祸不单行，睡梦中突然“哐当”一声，棚子外边的自行车被人碰倒了，不偏不倚砸到了我的头上。我用手一摸，顿时手上是血。三楼的聂振嵩赶快让我坐到自行车的后座上，他推着我走到三里屯门诊部去治疗。急诊大夫为我上了药，贴上纱布，打了针，嘱咐我：不要着水。七八天后，头顶的伤口慢慢结了痂，纱布被拿掉了，留下了地震的纪念——一个小伤疤。
地震第二天，机关、工厂、学校等场所几乎都放假了，大家忙着搭防震棚。我所在的工厂发放防震棚材料，我抓阄领到了一根大木头。一个同事很想要，于是她就用一捆油毛毡跟我对换了。这捆油毛毡我一直保留着，搬家时也舍不得扔。一直到去年，我在东大桥的家装修房子，才把它淘汰了。这捆油毛毡整整保存了41年。
地震后，蔬菜和肉类的供应出现了困难。有一天下班后，我路过副食店，售货员正在商店外边的空地上卖豆角。我当时没有带口袋，那时也没有塑料袋，灵机一动，把外衣脱下来铺到地上，买了3斤豆角，包起来带回家，妈妈很高兴。
由于妈妈患有高血压，脑梗塞，长期住在简易防震棚里日晒雨淋，感到头晕脑胀，有些坚持不住。我哥哥的老丈人就让我们住到他家。他家在万寿路那边的部队大院里，那里统一搭建了防震帐篷。
有一天下班，我路过花市大街的一家副食店，正在卖猪肉。我排队买了几斤带到亲（读qing第四音）爹家的帐篷里，潘阿姨做了一锅红烧肉，我们大家吃得很香。
当年我所在的工厂的车间在楼上，由于余震不断，只好在开阔地带搭起了大棚子，大家在棚子里干活。天气转冷后，我们才回到了楼上的车间。
地震过去一段时间后，余震慢慢减少了，大家陆续回到楼上住了。有一天，五楼的李俊英阿姨的一双小儿女——郑萍、郑文姐弟俩抱着枕头和毛巾被到我家来了，郑萍说：“尹大妈，我妈妈说，我家住得太高，万一再发生地震，担心我俩跑不下来！让我俩在您家住几天。”我母亲二话没说，给他俩安排了床位。
前几年，郑萍从美国回来探亲遇到我，她还提起了那年为了防地震到我家借住的事，她很想念我母亲。她说：“那时的邻里关系真好！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
（原农业部兽医司离休干部尹德华之女：尹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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