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伪满洲国时期的奉天(今沈阳市),童年是在一间里小房子度过的,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每天起早贪黑外出打工,家里只有一只小花猫为伴,所以我一直过着寂寞的日子。有一天我央求母亲,想到外面去玩,她斩钉截铁地说:“不可以!外面很多日本鬼子和日本小孩,他们见到中国小孩就打,你若是被打死了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此后,我再也不敢奢望到外边去玩耍,孤独寂寞的生活让我的童年失去了快乐。
总算熬到了上学的年龄,开学第一天要在朝会上集体念日本天皇的诏书,唱日本国歌,我仿佛到了外国一样,总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晚上回家我哭着对妈妈说我不像去念书了,他们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妈妈说:“现在全满洲国的学校都要上日语课,用日语对话,现在若不念书,将来连中国字你都不认识了。”可是上学也是很困难的事,日本人怕中国人团结,就有意制造分裂,允许高年级学生打低年级学生,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可以打架,如果一方人少,那一方就只能挨打。妈妈怕我在路上挨打,就让哥哥每天接送我上学。突然有一天我一直没见到哥哥来接,回家后我告诉妈妈哥哥不见了,妈妈一下子惊呆了,说:“糟糕了!糟糕了!可能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了!”从此哥哥杳无音信,父母焦急又无奈,每天郁郁寡欢,我也十分内疚。
不知过了多久,在一个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夜晚,我听到有人敲门,随后看见进来一个乞丐,身披破麻袋片,脚上用洋灰袋纸包着,骨瘦如柴,他叫了一声“妈”,我立刻知道是哥哥回来了,全家围过去抱头痛哭!那天晚上哥哥讲述当劳工时的悲惨遭遇。他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吃喂牲畜的橡子面团子,没有蔬菜,人吃了便会肚子胀,拉不出大便。每天都要干重体力活,稍有不慎就要遭监工打骂,到了晚上衣服鞋子都要上缴,为的是怕有人夜间逃跑。劳工不是病死就是累死饿死,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只有出逃还可能有一线“生”的希望,于是一些劳工就冒着生命危险想办法逃跑,哥哥就是其中之一。哥哥幸运地逃出了虎口,没吃的、没穿的就沿路乞讨,不知走了多少天,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才回到家。劳工的悲惨生活,哥哥的苦难经历扎在我幼小的心里,成为无法忘却的记忆。
哥哥的身体极度虚弱,回来后便在家养伤休息。他经常做噩梦,在梦中大声喊着“打死日本鬼子,我要报仇,不要做亡国奴……”惊醒后情绪仍久久不能平静。有一天家里来了几个年轻人,哥哥和他们在一起说了些我听不懂的事,我只记得哥哥临走时对我说,他要出去办事,让我在家里等他,结果这一等就是几年。我们天天盼年年等,终于有一天,哥哥的朋友来我家送信,说哥哥当年不能忍受国恨家仇,不甘心当亡国奴,便毅然投奔解放区,参加八路军去打鬼子了。日本投降后,因为我家在国统区,哥哥怕家里受牵连,所以一直没有和家里联系,等全国解放了再回来看望父母。虽然哥哥的朋友只是带来了几句话,但却给我们家带来了一缕阳光和希望,我们盼望全国早日解放,那时哥哥就可以回家了。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全国解放,却仍不见哥哥的身影,最终盼来了政府颁发的“烈士证书”和“光荣之家”牌匾。原来在解放前夕的辽沈战役中,哥哥壮烈牺牲了,咫尺天涯,我却没能见上哥哥的最后一面,遗憾终身。
随着时间流逝,父母的心情慢慢平复了。他们知道儿子是为了解放全中国,是为了让人民过好日子而牺牲的,死得其所,死得光荣,儿子是他们的骄傲,于是心情也随之开朗快乐起来了。

旧社会我们没有全家福,这是解放后和父母一起的照片(中后侧为刘淑芬)。前中侧是哥哥参加革命前的一张小照片,这是哥哥留给我们的唯一纪念。
这些苦难,成为我成长的阶梯,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坚强起来,发愤图强、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后来我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并念完中学,顺利地考上重点大学,毕业后当上一名教师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今年政府给我家颁发了“光荣之家”牌匾,当我接过这沉甸甸的牌匾时,热泪盈眶,感慨万千,首先要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你们的儿子死得光荣,他是你们的骄傲,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爸爸妈妈你们安息吧。
似水流年的岁月把我带到耄耋之年,此刻我忍不住穿越时空,打开思绪的闸门,无法忘却的往事浮现在眼前。我告诫我的孩子们要以舅舅为榜样,坚定信念跟党走,踏实工作,志存高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新时代书写更精彩的人生华章。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 刘淑芬)